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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 拙

岂因声音微小而停止呐喊,岂因梦想渺茫而放弃追逐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王怡:郭靖的信仰危机  

2012-03-06 12:06:37|  分类: 非常道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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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郭靖出得江湖,一年之中,惨遭大变。五位恩师抛尸桃花岛,成吉思汗意欲南侵,李萍在郭靖面前断然自尽,以明其志。郭靖纵马南归,一路上又是兵荒马乱,尸骨遍野,令人触目惊心。郭靖茫茫漫游,不知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。一时间诸般事端纷至沓来,如同哈姆雷特得知叔父杀兄娶嫂的真相后,陷入不得解脱的质问之中:

--To be or not to be ? That’s a question.

郭靖不得不停下来,像兔子一样暂时退出与乌龟的比赛,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。

“练了武艺又有何用?连母亲也不能保住。”

“我一心要做好人,但到底让谁快乐了?”

“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,但成吉思汗呢?”

“穆念慈姊姊是好人,为什么却对杨康死心塌地地相爱?”

“我怎能杀别人的儿子,叫她母亲伤心痛哭?但是,难道任他来杀我大宋百姓?”

“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,到头来只是害人。但不学武我又做什么呢?我这个人活在世上,到底是为什么?”

“活着好呢,还是早点死了?若是活着,此刻已是烦恼不尽,日后烦恼自是更多。若是死了,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?”

“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?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?”

你说郭靖笨不笨?这些问题没有慧根又如何想得出来。连修道数十载的的丘处机也将他开导不了。郭靖一句反问:“武功要练到四位前辈一般,固然千难万难,但即便如此,于人于己又有什么甚么好处?”丘处机就呆了,只有叫他去找周伯通。



韩非将游侠列为五蠹之一,就是看不惯这些江湖之人以武犯禁,任用私刑。而法制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和消除私力救济。并将善恶恩仇纳入一个看得见的诉讼程序当中。

侠客们脱离宗法社会,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。其价值观便以“忠义”为先,孝悌为后。与主流社会以孝为先的价值观殊为不同。杀人活人,全在一念之间。一个不以孝为根基的江湖社会,杀起人来就没什么恻隐之心。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了,回到山上摆起来,众位兄弟只问杀虎的细节,说到痛快处哈哈大笑,没有一个人有片言安慰之语。当然李逵恐怕也不需要安慰,每一回劫法场,他都像过节一样,见人就杀,不分军民。但是书生金圣叹看到这里时,却实在是看不下去,他大笔一挥,硬生生的在后面添了几个字:“李逵大哭”。

加上没有源自宗教的对于善恶的绝对标准,杀与不杀,每个侠客都是全凭自由心证。黑白两道,革命与反革命,谁杀谁不杀,一般人都是泾渭分明的。所以在一个如此崇尚暴力的环境中,郭靖能够灵台清明,屡遭惨变之后陷入信仰危机,已经算有大智慧之人。虽比不得后来的令狐冲,但在射雕里却是一枝独秀。相比之下,黄蓉的那点小聪明又算得了什么。



上了华山,丘处机被沙通天等人围攻,情势危急。郭靖在一旁天人交战、内心苦痛不堪:“丘道长若被彭连虎等害死,岂非全是我的不是?但若上前相助,将彭连虎等击下山去,又到底该是不该?”

此时的郭靖已经跳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。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。他越行越远,渐渐不闻兵刃相接之声,独自倚在石上,呆呆出神。

此时郭靖心中真正的问题是,谁有权力去杀人?谁授予了侠客做法官和刽子手的资格?暴力本身是一种善还是一种恶?

双手沾满鲜血这件事本身,也有善恶之别吗?

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,丘处机与彭连虎。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?

--天啊,我该怎么办?



洪七公的出现,将郭靖从信仰危机当中解放了出来。

裘千仞作恶多端,在华山被众人围攻时,眼见象拿撒拉的妓女一样凶多吉少,又没有耶稣出来发问,便哈哈大笑,自己向众人质问道:“说到是非善恶,嘿嘿,裘千仞孤身在此,哪一位平生没有杀过人,没有犯过恶的,就请上来动手!”

一灯大师长叹一声,首先退下。其他各人扪心自问,皆心中有愧。五十步笑百步,谁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和权威去向他扔石头呢?

这时洪七公作为江湖上的道德完人,从天而降。一席话掷地有声、大义凛然。




“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,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,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,就是大奸巨恶、负义薄幸之人,老叫化贪杯贪食,可是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。裘千仞,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!”

没有一个人有意见,连裘千仞也为之气夺,放弃了上诉的权利。



一个杀了二百三十一人的洪七公,说他问心无愧,生平没有错杀一个。你信吗?你行吗?

我首先就不信。也自认做不到。“贪官污吏”听上去还似乎罪有应得,“土豪恶霸”就难免良莠不齐,至于“大奸巨恶”实在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,而“负义薄幸”的指责就更在一念之间了。王语嫣的姑妈专门就是杀负心人的,但凡停妻再娶、包二奶的男人,都是拖到花园去活埋了。

当一个凡人拥有对别人的生杀大权,拥有以善恶和绝对真理的名义去宣判的时候,是最危险的。江湖是一个最容易自我膨胀的地方。手执利剑就等于口含天宪,这种侠客们的救世主心态还仅仅来自于武功。并没有更高的意识形态来为这种绝对权威加冕。因此它比君主制下的权威更加无理,世俗的君王,至少有一套“合法性”的说词,比如孟子的“天子受命于天”,胡克的“神授君权”。所以中国这么大,也不断有人将之一统。江湖的统一却始终是个幻想。

“统治人类的权力是一种可怕的权力”。这是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初期说的。这位罗先生因此大声呼吁取消统治者杀人的权力,强烈要求将死刑从法国的法律中删去。他说:当一切人的力量用于对付一个人的时候,死刑是极端不公正的。

相信这些话是出自大革命暴君罗伯斯庇尔之口吗?那时的罗伯斯庇尔,多么像正义凛然的洪七公啊。但在随之而来的腥风血雨中,罗先生狂热地高叫着:杀死路易十六!杀死王后!雅各宾取得政权后,罗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,无论他有着如何令人称道的个人品质和崇高目标,一个洪七公轻易就变成了杀人如麻的东方不败。



但郭靖完全被这一番话折服了。心中豁然开朗,想到:“原来只要不杀错一个好人,就是问心无愧。瞧师父指斥裘千仞时,何等神气凛凛。只要我将武功用于仗义为善,又何须将武功抛弃忘却。”

洪七公成为了郭靖在信仰危机中抓住的救命稻草。郭靖的慧根也就到此为止。他完全忽视了当裘千仞悔过跳崖时一灯大师的言行。也使自己提出的问题转移了方向。

洪七公以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对于善恶衡量的绝对自信,掩盖了郭靖内心真正的疑问: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?善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?“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,但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呢”的问题,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。成吉思汗又该不该杀呢?谁有这个权力来评判,按自己的天地良心来锄掉花园里的杂花和毒草?



如果说郭靖和洪七公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江湖力量。金庸后来的作品就慢慢倾向怀疑论,最后抵达《鹿鼎记》的虚无主义,武侠也就再写不下去了。

郭靖重获信仰,渐渐树立了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的终极目标,构成这个终极目标的两个主要信念,民族大义和正邪之分,在以后的两个大侠身上,对单纯信条的绝对自信被复杂的现实彻底击碎。

这两个大侠就是契丹人乔峰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。

在乔峰身上,民族大义成为了一种原罪。汉人有好坏,契丹人也有好坏。在郭靖眼里,完颜洪烈是坏人这一点是绝对无疑的,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有点疑问。但在乔峰眼里,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会是坏人吗?说实在话,完颜洪烈就比成吉思汗、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坏吗?在郭靖看来没有问题的事,在乔峰看来就大有问题了。乔峰解脱不了这种矛盾,在相对的价值冲突之间唯有一死。

令狐冲的慧根是最高的。黑白正邪没有绝对的标准,之所以说令狐冲是真正的隐士,是唯一真正笑傲江湖的人,就在于他完全解构了属于郭靖的终极目标。他最终跳出了所有杀戮的理由。他对于世俗价值的怀疑也是最深的,他从心里反感作为法官和所谓正义维护者和上帝选民的角色。郭靖在灵台清明的一瞬提出的问题,直到令狐冲的出现,才得到一个答案。



令狐冲在本质上更接近哈姆雷特。不过他的解脱之路是彻底东方化的。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。梅因在论及“从身份到契约”的历史进程时,说:“起初,人们首先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。”在金庸笔下,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,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,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。为了强调这一点,金庸甚至破天荒的只字不提他的身世。我们看到后来在古龙笔下,个体性更加得到张扬,几乎不再有任何主角是有来历的。令狐冲比乔峰更本质地使江湖的乌托邦遭到摧毁,使郭靖的终极目标成为失去根基的海市蜃楼。



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后金庸时代的江湖中,像洪七公这样的人物本是不该出现在古龙笔下的。但侠客杨凡《大人物》,却是又一个在乌托邦的路上执迷不悟的罗伯斯庇尔。田思思离开家去寻找她心目中的大人物,结果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大头鬼杨凡。最后谜底揭开,这个杨凡的平凡不过是外貌,他原来才是真正的大人物,他是秘密组织“山流”的首脑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组织呢?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正义,去暗杀江湖之上的“坏人”,他们希望这个江湖变得更美好,变成一个乌托邦。

他们把这种事叫做“锄奸”。

杨凡其实绝对的自命不凡。他的道德优越感和绝对的自信,使这部武侠成为我最不喜欢的、也是古龙中后期作品中最不可原谅的一本。因为他彻底背叛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江湖,背叛了古龙自己的武侠精神,甚至退回到了金庸的起点之前。杨凡连郭靖都不如,连灵台清明的一瞬也没有。那么多人的死从没有让他陷入过信仰危机,却成为一个坚定而冷酷的原教旨恐怖主义者。



1950 年,四川广元一个原民国时期的乡长,清匪除霸时为了逃脱镇压,隐姓埋名,加入丐帮,一路行乞到了川陕之间的山区,便在当地住了下来,开荒生产。十余年来孤身一人,与当地人相处甚好,沉默寡言,装着目不识丁。1962年,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,此人南面而泣,泪如雨下,秘密炮制传单数百张,妄图遥相呼应。传单散播于川陕甘三省六县,国家公安部编号为330大案。

联合侦破组在川陕甘毗邻的苦寒之地跋山涉水,风餐露宿,历时一年破获了此案。2000年,当年侦破组成员之一撰述回忆录,如此写道:“他万万没有想到重新骑到人民额头上的复辟梦刚一开头,就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上碰得粉碎。破案后不久,这个恶魔在壁口(甘肃)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!”

这个人又该不该杀?要按1998年新刑法,散播传单妄图颠覆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,也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情节严重顶到天了是五年以上。他的“罪恶的生命” 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?他之所以被杀,不过是因为有一种价值在当时成为至尊无上的标准,一切与之不谐的人与事都必须被毁灭。他的被杀,不过是这种价值的维护者需要借他的人头来无情的扭转历史。

我想知道的是,要是撞在洪七公他老人家、或者撞在大英雄杨凡手上,杀这个“土豪劣绅”,是不是也如杀一条狗一样痛快,毫不犹豫?



有一天,如果杨凡也振振有词:我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,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,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,就是大奸巨恶、负义薄幸之人。我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,王怡,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!

列位看官,我的丧钟将为你而鸣。

谬种流传,可以一至于斯。洪七公啊,你又为什么不忏悔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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