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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 拙

岂因声音微小而停止呐喊,岂因梦想渺茫而放弃追逐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纪语:“极端”的通识教育——我的经历与反思  

2012-10-04 09:24:31|  分类: 教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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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一、通识教育的“课程设置”

  我今年五月毕业于美国的圣约翰学院。圣约翰学院在美国以极端的通识教育著称。四年都不分专业。所有课程基本都是必修,均是原典阅读和由教授带领的十几人的小班讨论。课程的核心是贯穿四年的经典阅读讨论会,按照规定好的、大致基于年代顺序的书单进行:大一有荷马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索福克勒斯、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的作品,大二有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经、塔西陀、奥古斯丁、阿奎那、马基雅维利等,大三包括近代的笛卡尔、弥尔顿、卢梭、休谟、康德,一直到大四的黑格尔、尼采、托克维尔、托尔斯泰、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。

  与核心经典讨论班同时进行的还有语言、数学和科学三门讨论课。语言课在四年内学习古希腊文和法语,每门语言在进行半年的语法和单词学习以后,细读和翻译相关的经典作品,大一大二的希腊文课,翻译柏拉图的《美诺》和一部古希腊戏剧;高年级的法语课翻译拉辛的戏剧《费德尔》、波德莱尔的诗歌和福楼拜的小说《简单的心》;同时还会穿插细读一些经典的英文作品,比如乔叟、莎士比亚、福克纳、乔伊斯等人的作品。

  数学课和科学课也遵循原典小班讨论的原则。数学课四年必修。主要作品有以几何方法为主写成的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、托勒密的《天文学大成》、阿波罗尼斯的《圆锥曲线论》;近代的代数创立时期的的韦达、笛卡尔等人的作品;牛顿、莱布尼茨、欧拉、戴德金等关于微积分和实数理论的著作;一直到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原著,和康托、庞加莱、罗素、哥德尔等人关于严格公理化和数理逻辑的著作。在阅读讨论的同时,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到黑板前做相关的演算和证明。

  数学课上的很多阅读是些大部头的作品,而在科学课上,阅读材料中论文和短文章的比例要高一些。生物课主要是观察生物学,比如哈维、歌德、林奈,其次是进化论、遗传学,诸如达尔文、摩尔根、沃森和克里克的著作或论文,同时伴有不同时期探讨生命本质的文章。化学课仅有半年,阅读围绕着分子和原子发现时期各种观点的论文。物理课是科学课中最系统的,总时长约两年,从经典物理时期的伽利略、惠更斯、笛卡尔、牛顿、莱布尼茨、安培、法拉第、麦克斯韦,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阶段的爱因斯坦、普朗克、玻尔、薛定谔、海森堡等人的文章或论文。和数学课一样,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在全班面前进行讲解、演算或证明。

  除此之外,圣约翰的必修还有一年多的古典音乐:有合唱和乐理学习,还有对经典音乐作品,比如巴赫的马太受难曲、莫扎特的魔笛、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分析、赏析和讨论。

  我们唯一的选修课是高年级才有的八周的精读课,课程的开设五花八门,有核心讨论课书目中书籍的更深入阅读,也有天文学经典、凯恩斯、维特根斯坦、纳博科夫、印度史诗等等。

  二、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

  圣约翰学院最突出的特点,就是对经典原著和小班讨论的极端强调。事实上,它们几乎构成了我四年绝大部分的课内生活。只有在必要的时候,才使用教科书、二手资料和习题。我无意论证这种极端的教育是否可以是理想中的完美的教育的一种。我其实认为,任何极端的东西都肯定有它不足、矫枉过正甚至糟糕的地方。

  关于阅读经典原著,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问,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。当时我去圣约翰,只是觉得阅读这些原著是件很牛、很酷、很值得炫耀的事情,四年读下来,如果又懂古希腊文又懂量子力学,天下能有几个人能有这等本事。大一的古希腊年还算好,到了大二,阅读圣经和宗教,我的心情有时候都如中世纪般黑暗了。我找到我的老师,开始认真地问为什么要读经典?我当时依然想不通的问题是:一,为什么圣约翰要抑制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创造欲,强迫学生必修经典,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,自由选择自己的阅读和专攻;二,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和文明的积累,忽略宇宙大爆炸、神经科学、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,而研读看似原始,甚至错误的古代的地心说、灵魂学说或是伦理学。除了陶冶情操和考古考据以外,这样的阅读为什么必要?

  关于第一个问题,我的老师回答说,创造力可以是好事,但也可以是坏事。他认为,很多所谓的有创造力的人,自己的身心并不健全,却想着影响和改善这个世界。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其实已经给世人带来了诸多灾难。面对那些经典著作,那些“有创造力”的人,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眼光,在完全没有花功夫读书的情况下,就开始用自己的独特观点、学说,或者借后来人的观点学说,去“修正”,“质疑”,“改进”,“批判”,而不知这种个人的小聪明往往是多么廉价。在圣约翰的四年中,我和周围的人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阅读经验。从一开始面对古代经典时现代人审判官般的自傲,到细细品读和讨论中慢慢体会到其微言大义,以及个人的局限,以至最终有时候发展成为了对某些作品近乎宗教般的敬畏,或把它们当成生命中的一个最可靠的慰藉了。通过对原典的阅读,我学到的也许是在保持个性和创造力的同时,知道谦逊,认识到自我性情和智性中的局限、褊狭甚至愚蠢。也许只有那些经典作品的高度,才能让我慢慢觉察到,我以前的很多小聪明和创造力,是真正只能用一个“小”字来形容的。按圣约翰一位同学的话讲就是:“在读那些书之前,我一直在沉睡。”

  关于我当时的第二个疑问,即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与文明那么久的积累,去读那些古代的作品,我的老师当时并没有明确回答。但是在之后我逐渐察觉,圣约翰的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是简单地认为“积累”越多便越好。它的目的不在于积累知识,不在于追求通常所谓的知识上的“进步”、专业上的进取,或是追赶某学科最新的突破和进展。这些当然不一定不好,但是圣约翰学院似乎认为这些都是研究生院,或是其他职业学校的专业化教育的任务,在这之前,需要做比专业化教育更“根本” 的事情,即培养一个人思考的能力,磨砺人的品质和心性。从这种意义上讲,在圣约翰读那些经典并不一定是为了饱览诗书,或是成为哲学家或古典专家什么的,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经典,照这么说,也许可以说是最有“人道”的书籍。

  四年下来,也许我,或是我的一些同学最终会成为某门学科杰出的专家,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当时我预期的一样,成什么样样精通的通才。从学问的角度讲,四年内学如此多的内容只能是走马观花,一辈子的阅读与学习才刚刚起步。这样的原典阅读,首先培养的也许并不仅仅在于学问,而是做学问或是不做学问之前都要培养的一些东西,一些“人之为人”所普遍拥有的品性。

  三、 “会读,会听,才会说”

  圣约翰学院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小班讨论。我对小班讨论的认识经历了和对原典阅读的认识相类似的过程,而且我对讨论的态度一度比对那些古代经典还要傲慢。一开始,我觉得书在手上,每个字都看得懂,看着看着,如果自己悟性不错,就应该能读懂了,有时候自己以为自己读懂了,还暗中嘲笑那些大字儿看得懂,而居然读不出意思的同学。于是,我一度都骄傲地觉得,讨论就是仅仅展示我的阅读成果,给别人答疑解惑而已。帮别人解惑成功,或是把别人的理解论证为“错误”,自己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,为了这种虚荣心,有时哪怕读不懂,也会用些牵强附会的方式跟别人假装自己懂了。

  不过后来我发现,与别人讨论不仅仅可以是展示成果、答疑解惑,或是辩论观点、战胜或败给对方。有时候我发现原本自己读得一马平川、毫无波澜的文章,在与老师和同龄人的讨论中,居然处处是问题和亮点。有时,即便是我开始认为愚蠢或无知的问题,后来我发现,即便这些问题真是愚蠢,也极有可能给我另一个思考维度的启发。

  我进圣约翰的第一堂讨论班,老师便说,要让文本讲话,不要让你们的声音盖过了文本的声音,要倾听文本的声音,还有其他讨论者的声音;会读,会听,才会说。当时觉得这并不会是什么难事。后来才慢慢体味到,讨论桌上除了文本,除了观点的归纳论证,还有多的多的东西:虚荣心、表现欲、竞争欲、害羞,等等。低年级的讨论课,很多时候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,有的人话太多,有的人总是沉默不语,有的人讲话跑题不着边际,甚至有的时候,会争吵到把一些同学气哭气跑。但是经过长期的磨合,讨论的质量逐渐提高,每一位成员逐渐能以“我们”而不是“我”的角度发言。当倾听文本、倾听他人和静心思索成为一种习惯时,讨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关于文本的“对话”,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发表观点、炫耀知识和才智、或是辩论和争论。也只是在这种时候,那些古老文本的微弱的声音才能浮现,才能被我们捕捉,经典对人的塑造才会更好体现出来。

  四、通向自由的道路

  由此看来,阅读原著和小班讨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。对于才情有限的、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,没有讨论的阅读,很可能无法突破自己理解上的褊狭和局限;而没有阅读的讨论则只能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上,没有高度也没有根基。

  这样的教育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有悖常理的:原典阅读加讨论往往是效率低下的。比起一般课堂上、教科书上的清楚简明的大纲或知识体系,原典的文字往往是模糊、让人困惑的,讨论课的进程很多时候是繁琐、冗长的。圣约翰的理念是,不直接让学生不加思考地接受,不机械地训练思维的能力和技巧,而是让同学们亲自参与现在几乎所有人已经习以为常的,或者是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知识和思维方式,感受它们在诞生时期的混沌和挣扎。圣约翰认为,本科教育的首要目标,不是智能和智力,也不是由着性子的那种自由和个性;而是用阅读原典和小班讨论的方式,历练人的智性和性情。而这才是通向个体和群体的真正自由的道路。我的那位老师甚至用有些武断的口气说,理想中的通识教育,其实正是真正关于自由的教育。

  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,有的去名校深造,有的去科学实验室和公司实习,有的去马来西亚教英文,有的去格鲁吉亚战乱区普及通识教育,有人去餐馆打工,开出租车,或是跑到云南大理学烤面包和少数民族烹饪。我想,四年极端的通识教育,先不论其利与弊,给我的最重要的并不是满脑子的古今学问,我也并不认为对自我的完善已经结束,相反,这只是个开始。

  如果非要概括,圣约翰的读书经历让我体验到,对我来说,重要的不仅仅是做学问和热爱阅读,也不仅仅是个性和创造力,至少同样重要的,还有智性、心灵和道德上的勇气,和古希腊人所言的那种明智和审慎。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去培养这些习惯和品质。我也该意识到,自己能接受这样的教育是多么的幸运——这种幸运给我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义务,那就是为周围的人、为那些没那么有运气的人、为这个社会,尽力做有益和有帮助的事情。

  原载《 中华读书报 》(2012年08月01日09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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