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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 拙

岂因声音微小而停止呐喊,岂因梦想渺茫而放弃追逐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章立凡:羞耻心是一个反思国民性的绝好命题  

2013-06-20 08:28:23|  分类: 非常道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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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我们国家历来是讲集体主义的,对待耻辱问题也是这样。比如在对日问题上,我们一方面高调地说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,但是在日常生活中,所有的慰安妇都是被歧视的,足以折射出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关系。中国人总是讲忠孝节义,舍身取义,对于弱者有很多的要求,当俘虏都不行。很多当年做过俘虏的志愿军回来以后,几十年都抬不起头来。按国际上通行的规则,你的抵抗失去意义的时候,只能增加生命的牺牲,这时投降不算是耻辱。而我们自己的规则是,你投降了就是叛变了。

 

 

 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。比如方先觉守衡阳,与日本人苦战那么长时间,最后,抵抗已经失去意义,想自杀也自杀不成,就放下了武器。日本人对他特别尊重,因为他尽到了一个将军的职责。方先觉后来脱身,回到了国民政府,蒋介石对他也还不错,但方先觉个人在舆论之下,仍然抬不起头来。这还是传统的观念在起作用。这里有一个族群和个人,或者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,族群、集体对个人的宽容是很少的,观念也是落后的。

 

 

  除了国民性的问题,还要反思社会体制本身对文化传统的戕害。

 

 

  这不单单是一个反思国民性的问题。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。从国民性的角度看,各人自扫门前雪,莫管他人瓦上霜,只管自己不管他人;大难临头一盘散沙,不负责任,民族危亡时刻出卖同胞,当汉奸,这些事例史不绝书,这确实是国民性本身的一些弱点。但是另一方面,中国历来是一个礼仪之邦,传统当中,不管是儒家,还是佛家、道家,都有很多道德教化的内容,这些内容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。回想我小时候跟一些老年人打交道,甚至是没有文化的老年人,他们还会遵守一些“老理儿”。因为他的父辈、祖辈都会教人一些做人的道理。

 

 

  但是,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国家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,人整人、人斗人,把人伦和道德都颠覆掉了。而传统的伦理道德颠覆之后,又没有建立起新道德。最剧烈的传统道德断层就是“文革”,提倡背叛、反戈一击,结果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。在这种情况下,忽然又改革开放了,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商贾逐利的社会。所以,除了国民性的问题,还要反思社会体制本身对文化传统的戕害,从这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到位。

 

 

  孔夫子讲“知耻近乎勇”,有一套修身的要求。至于这一套怎么做,人跟人是不一样的,很多人确实也是表里不一的。而弄到公开不顾廉耻的程度,是我们社会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情况。过去哪怕有人做一些错事、坏事,他也要讲一番大道理,来证明他的做法是对的,或者是符合正义的。现在很多人连这套说教都省了,直接拆你的房,直接黑你的钱,直接打你的人,根本不跟你讲什么道理,也不给你什么交代。这种直截了当的无耻和以前那种需要遮羞布的无耻还是不一样的,这是文化和人性的彻底堕落。

 

 

  我经常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。我既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,也不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,我认为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。在坏的情况下,它们是互相促进的,一起扯着往下沉。政府与人民,二者经常是互动的。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联想到维权的时候下跪的现象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但绝不仅仅是个传统文化的问题,而且是教育的结果,百姓习惯于下跪,没能造就公民。

 

 

  想扭转一个文化环境,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。

 

 

  死要面子活受罪,一些国人那么多无耻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,而一旦有人批评他的时候,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辩解。我觉得,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,直接认错其实不丢脸,即便是从策略上考虑,事情可能也会很快地了断,公众会接受你的道歉。承认错误比文过饰非的效果要好得多。

 

 

  现在的信息渠道太丰富了,说假话、文过饰非,后果比立即认错更惨,还不如有一说一,痛快地承认错误,公众一般都还能谅解。

 

 

  个人很容易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,离开了这个文化环境,就会丢人丢到全世界。如果一个人从小受的就是说假话的教育、做两面派的教育,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懂得向老师行贿,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如果成为官员,会变成什么样是可想而知的。他会习惯成自然,说假话、空话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。比如那个到英国留学的学生,因为论文没过,拿5000英镑贿赂老师。他可能从小看到父母就是这么做的,老师也是这么接受的,他到了另一个文化环境中还是按照原来的文化环境中的习惯去做,结果只能坐牢。所以不要总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,人类是有共性的,必须接受那些普世性的价值观,否则你就不属于全人类。

 

 

  而想扭转一个文化环境,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。现在要做的就是,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,去行政化,让教育回归教育。这是一个国家的底层设计。我们讲了好几年的顶层设计,不讲底层设计,对此我一直是质疑的。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体制上作出改变,还要彻底改变整个民族的教育,去除60年来苏式教育的流毒。顶层设计固然好,而如果官员和人民都是这么一个教育体制的产物,只培养“标准件”,不培养公民,顶层设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。

 

 

  (章立凡,1950年生,近代史学者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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