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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许知远:崖山惊人的一跃  

2015-12-02 21:21:14|  分类: 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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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倘若夜晚到来,泛舟江上,且用广东话吟诵,我或许可以感受到“山水萧萧风更吹,两岸波涛至今悲”之感。

  这是陈元孝过崖山时吟诵的诗句。此地是南宋的灭亡之地。出生于1631年的顺德的陈元孝,是再典型不过的晚明遗民。对他来说,山海关外的满族人的到来,就像400年前的蒙古人的南下,都意味着华夏文明被另一种野蛮力量吞噬。南宋与晚明分享着相似的悲怆。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贯传统,借由历史,表达对现实的不安与愤懑。

  但此刻,烈日当头,我在三层水泥造的望崖楼上,跻身于一群吵闹的游客中,耳边传来扎马尾辫地导游小姐刻板的解说声。

  山下江面平静,两艘小型军舰百无聊赖地停泊,一艘平底运沙船悠然而过。我很难想象在此发生的那场艰苦卓绝、满是血腥无望的海战。那是1279年的春季,蒙古与南宋做最后的决战,双方有20万军队卷入其中,持续了23天,它的结束与最高潮的一幕同时到来,44岁的陆秀夫背着9岁的赵昺从江中一块巨石上纵身一跃,后者在一年前被拥戴为这个流亡朝廷的新天子。

  这也是充满象征的一跃,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谢幕,也是某种文明形态的结束,软弱却风雅精致的中国被强大却过分粗旷的蒙古帝国取代了。据说,被囚禁在蒙古战船的文天祥,也目睹这场天崩式的失败,这似乎更为确认了他的殉道式的死亡。这也是一个超越了中华范畴的事件,尽管从未得到确切的考证,但据说是日本人创造了那句广泛流传的说法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。

  而我们熟悉的中国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,似乎也是从这一刻确立的。

  这仅仅是一个失败与断裂的故事吗?我在崖山古战场的主题公园里闲荡,巨大的玉玺、九龙壁、重新修缮的三忠祠与慈元庙,像中国的很多旅游景点一样,到处是对历史的拙劣模仿与发挥。至于江中的那块象征历史悲剧的巨石,导游小姐说,20年前因为拓宽河道,它被炸毁了,残留的部分被包入了海军基地,游人不再能探访。

  但是,当我看到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的塑像时,仍有一种奇异的亲切感。我对于他们具体的言行与性格并不清楚,但他们都属于历史中的典范人物,课本中那句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的诗句,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诗句。

  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的最诡异之处,你误以为它已经断裂死亡,但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重生。即使宋朝灭亡之后,在战胜者编纂的《宋史》中,这三位(尤其是文天祥)都获得了显赫的位置,那些大量的自杀者也都变成了高尚的殉节者,用自杀来维护王朝最后的自尊。他们在危难时刻的忠义行为,都化作了值得铭记的事迹,超越了对立者立场。这种铭记也超越了日后的所有朝代,一代代人沉迷于这种忠义,没人追究他们的军事才能、政治策略,历史是一幕道德剧。但也很少人面对道德意义的内在矛盾。殉节者宣称自己的道德意义,但他们所捍卫的王朝正是因为腐败、无能、道德失序而崩溃的……

  那些巨大的怪石上的题诗也被炸掉了……除去陈元孝的诗句,巨石上还有“宋张宏范灭宋于此”的题字。据说,前面那一“宋”字,来自陈白沙,他用此来表明内心的悲愤——作为汉人的张宏范却协助蒙古人灭亡了汉人政权。陈白沙是新会著名的学者,不满于清朝的统治。为了表达哀思,他倡议在崖山修建纪念的庙宇,还写作了《慈元庙记》。

  我是从梁启超的《三十自述》中,看到这些记录的。他记得,他的祖父常带着全家来崖山扫墓,他们的高祖葬于此地。路过巨石时,他的祖父喜欢吟诵这首诗的另两句,“海水有门分上下,关山无界限华夷”。每当吟诵时,他还提高声调,声音中充满悲壮。清王朝的统治已近两百年,公开的感慨华夷之分,不无反叛性。

  这本回忆录写于1902年的东京,是他流亡岁月的第三年。他的政治态度也正由改良倾向于革命,寄望于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来变革中国。这其中也包括越来越浓重的反满情绪——中国之落后与屈辱正缘于这一群北方蛮族的统治,唯有清除他们,才可能使中国获救。他强调说自己是“黄帝子孙”,而非清国臣民。他不仅在回忆录,也在自己创办的《新民丛报》上,介绍崖山的故事。

  除去对满族统治的厌恶,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或许也给予梁启超情感上的鼓舞。尽管横跨六百年,他们却都是处于危机中的知识分子。文天祥等在天启式的崩溃与混乱中,死死抓住“忠义”,用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他们为一个黑暗时代,提供了某种鼓舞,这些道德故事也将不同的时代联系到一起,形成了一个既多变也坚固的中国传统。

  但梁启超写下这些时,他面临的不仅是政治危机,更是全面的文化危机。他要面对的不仅是满洲人代表的压抑的异族统治,更是一个来自海外的新“野蛮人”的挑战。更致命的是,你再不能用“野蛮人”的标签来形容他们,不管是军事力量、政治制度还是社会风尚,他们似乎都代表着一种更“文明”的力量。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彻底崩塌了,所有的领域都要进行重建。梁启超那些庞杂的写作,从倡导君主立宪制度到新小说的写作再到对罗兰夫人的传记,都是对此的回应。他可以从中国传统获得某种情感慰籍,但解决方案却必须自己的来探索。儒家那个循环的、道德的历史,让位于一个线性的、功利主义式的新叙述。

  从文天祥、陈元孝到梁启超,他们在崖山的感慨有什么意义吗?在旅行时,我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读历史学家张灏的一本小书,其中一句尤其打动我:“传统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来自过去的僵死遗产,而是被看作一种超越时间而共有相同问题和关怀的思想共同体。通过认同这些问题和关怀,知识分子们可以进入传统,倾听过去向他们述说的思想,并且以他们自己的作品来回应传统。”

  在面目全非的历史古迹中,在那些只言片语的记载中,我感到了这种回荡的对话,它令人同时感受到鼓舞与安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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